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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凌虚台记行文里的玄机（第2页）

回到凤翔府，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后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在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找到了那些诗句，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

。

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苏轼整求之不得，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王安石之母八月间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这时候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

，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

，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恰逢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

，命苏轼写篇记文，于是苏轼便作了篇《凌虚台记》。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这一机会，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为帝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十分仰慕。继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入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那时，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

赵曙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