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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章 密州出猎催生了江城子的豪放（第2页）

有一次，韩琦举荐苏轼为谏官，引发了朝中小人对于苏轼的攻击。

当时的韩大人怒批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没成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苏轼终生难忘，追昔抚今的他，含泪为恩公韩大人写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这一时期，苏轼的祭文超多，但总算是都还上了这些文债。

此时，刘攽从曹州寄诗来，时刘攽正知曹州。刚到任时曹州境内盗贼猖獗，虽用重典而不能禁，刘攽到任后，执政愈加宽平，盗贼遂渐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诗来，对于这位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苏轼时常引以为知己兼诗友。我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许“诗逢知己千首少”

也是成立的吧，苏轼接到老李的诗作后，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连作了两首和诗。

我们知道，苏轼一旦面对知己，嘴上就没有了遮拦，祸患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

后被反动派指为讥讽朝廷近日频颁新法，事尤其多也。“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被指讥讽朝廷削减公使钱太甚，造酒不得超过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满尘埃，还有盗贼不绝、蝗虫肆虐、弃婴遍地，乱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祸。

（）;（）　　这还不算完。

常山庙修成之际，苏轼作了祝文，到常山还了愿。就在祭常山回来的路上，苏轼与同僚会猎于铁沟。

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

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

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还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

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处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

于是，就在这秋高气爽、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际，苏轼兴致勃勃地赋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

这是苏轼在诗前序中所言，这本是一首借狩猎来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与激越情怀之诗，但这首题于本州小厅上的“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句，也被指为有讥讽之意。

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次狩猎的最大福利，乃是苏轼给我们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这首词，苏轼作为豪放派的代表，对词体、词风和词境进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

的樊笼，使词也能成为豪放不羁、气象恢弘而无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义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词的创作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连苏轼自己后来也因这首词有别于传统风格而颇为得意，曾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

当然，在诗中苏轼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射虎，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及渴望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