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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章 三牌楼（第1页）

光绪七年的江苏江宁，夜幕深沉。江宁保甲局的捕快们如同暗夜中的猎豹，破获了一宗惊心动魄的盗窃案。被捕获的盗贼名唤李大凤，他面对铁证如山，为了求得一线生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不惜出卖同伙，揭示出一幅错综复杂的犯罪网络。

令人震惊的是，李大凤的供述中还牵出了一起旧案。他提到自己的表弟朱彪，三年前神秘失踪，后来竟得知是被两个小混混周五、沈鲍洪联手杀害于江宁。这一消息如同惊雷般在江宁上空炸响，官府立即下令捉拿周五和沈鲍洪。

两人被抓后，经受不住官府的严刑拷问，很快便承认了罪行。他们供述，光绪三年的一个寒冷冬夜，两人在江宁府上元县的三牌楼竹园里，残忍地将朱彪砍死，随后抛尸潜逃。两人的供述如出一辙，时间、地点、作案手法都毫无出入，看似是一桩铁证如山的杀人案。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案件即将告破之际，审讯的官员们却面露愁色，记录供词的书吏更是手抖如筛。原来，周五和沈鲍洪供认的这起杀人案，竟与四年前的一起旧案高度重合，很可能是同一案件。而四年前的那起案子早已结案，两名凶手也已被处以斩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有更大的阴谋隐藏在背后？江宁的夜空下，一场关于真相与谎言的较量悄然展开。

光绪三年的十二月初十，江宁城内的三牌楼竹园里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有人在这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痕，发辫被残忍地砍落，显得异常凄惨。现场的物品散落一地，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等，但四周却不见一丝血迹和践踏的痕迹。这显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然而死者身份成谜，线索稀少，使得案件的侦破难度直线上升。

两江总督沈葆桢接到这起诡异命案的报告后，心中涌起一股不安。他深知这起案件若不尽快侦破，必将引起城中百姓的恐慌。于是，他立刻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干将、营务处总办洪汝奎，责令他务必尽快缉拿凶犯，给死者一个公道。

洪汝奎接到命令后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立即安排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全力追捕杀人嫌犯。胡金传带领手下开始了紧张的走访调查，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丝线索。

在走访过程中，一个名叫左一良的乞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他称自己曾听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和一个三牌楼的老奶奶谈论过这起命案，还说自己曾亲眼见过死者。胡金传立刻找到了方小庚，这个年仅十八九岁的少年虽然耳背、反应迟缓，但他提供了一条极为关键的线索。

方小庚回忆道，在十二月初九的晚上，月亮高悬，地上的积雪银白一片。他路过三牌楼竹园附近时，隐约看见一个人躺在雪地里。他好奇地上前一摸，发现那人脸上冰凉，已经没有了气息。他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三个人走了过来。其中两人一高一矮，脸上都有麻子，第三人则是一个秃头，看起来像是一个和尚。方小庚不敢出声，等三人离开后，他才敢离开现场。

胡金传根据方小庚的供述，迅速捉拿了三牌楼附近妙耳山的僧人绍宗、屠户曲学如以及在营中当伙夫的张克友三人。经方小庚指认，这三人正是那晚他在竹园见到的三个人。

捉拿嫌犯的任务虽然完成，但接下来的审讯才是关键。洪汝奎命令候补知县严堃、丁仁泽、候补同单之珩和胡金传联合审讯此案，务必查明死者身份、杀人动机、杀人过程和凶器。一场关于真相与谎言的较量即将展开，究竟是谁犯下了这起残忍的谋杀案？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切都将随着审讯的深入而逐渐揭晓。

说是四人会审，但事实并非如此。丁仁泽匆匆参与了一回，便投身于繁忙的海运事务中；单之珩因与胡金传有旧怨，没多久就找个借口，撇下案子走了。因此，这桩案子的审理重担，实际上落在了严堃和胡金传两人的肩上。

审讯伊始，那三人咬紧牙关，拒不认罪。然而，严刑拷打之下，张克友的心理防线率先崩溃。他哆哆嗦嗦地招供，声称死者是何春荣家的一名姓谢的雇工。据说，这谢某生前与高冯氏有染，被高冯氏的另一个情夫绍宗得知。绍宗心生妒恨，便叫上他和曲学如，趁着夜深人静，将谢某残忍地杀害在竹园之中。

绍宗在严刑逼供下，也无奈地承认了此事。

当差役们将高冯氏和何春荣传唤到大堂对质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高冯氏坚决否认通奸一事，还坚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谢某；何春荣也矢口否认，说自己家从未有过姓谢的雇工。显然，张克友的口供完全是在胡编乱造。

严堃和胡金传深感棘手，再次提审三人。这一次，他们加大了审讯力度，继续用严刑逼供。在强大的压力下，张克友开始语无伦次，一会儿说死者叫薛泳铨，一会儿又改口说死者是薛春芳；连杀人动机也变得模糊不清，一会儿说是为了钱财，一会儿又说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张克友的招供后，绍宗和曲学如也相继崩溃，纷纷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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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暗的牢房里，绍宗、曲学如和张克友三人低着头，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他们垂涎外地贩猪客商薛春芳身上的银两，于是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们残忍地将薛春芳杀害，并瓜分了他的钱财。杀人后，他们匆忙脱下薛春芳身上的血衣，带回妙耳山焚烧，企图销毁罪证。

据他们供述，尸体旁的表芯纸是曲学如用来擦去手上血迹的，石灰是绍宗塞入死者口中的，而那把篾刀则是张克友用来行凶的凶器。至于那双草鞋，则是死者薛春芳留下的唯一遗物。

官府根据他们的供述，在妙耳山庙中找到了一把屠刀，认定为杀人凶器；山上的一堆灰烬，被认定为死者衣服的灰烬；而在曲学如的家中，更是搜出了一把镰刀，被认定为曲学如的杀人凶器。然而，死者的身份却始终未能核实，官府只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和州客商。

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严堃和胡金传将案情整理成卷，上报给了洪汝奎。洪汝奎接到案情后，进行了认真的核查。他再次提审了方小庚，让他重新辨认嫌犯；还亲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或许是出于对严堃和胡金传的信任，洪汝奎在核查过程中百密一疏。他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也没有核对死者伤口和凶器的尺寸，更没有察觉到严堃和胡金传对犯人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因此，他顺利地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但在上报给沈葆桢时，还是谨慎地建议沈葆桢派官员重审一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案子交到沈葆桢手中时，他并没有按照洪汝奎的建议重审此案，反而直接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阴谋？

一枚五角铜钱，看似微不足道，却如一块巨石般激起了沈葆桢心中的惊涛骇浪。这枚铜钱，竟是从曲学如的物品中搜出，它并非寻常之物，而是两江地区一个秘密会堂私铸的标记。

两江之地，曾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暴风眼，战后，秘密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历任两江总督无不将此视为心头大患，严惩不贷。这枚铜钱，就像是会党的暗语，让沈葆桢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他心中顿时有了决断，认为这起案件不过是会党土匪间的自相残杀，无需深究。

于是，光绪四年的二月，绍宗、曲学如被就地正法，而张克友虽逃过一死，却被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城。

然而，谁曾想，四年后，那起被匆匆了结的三牌楼竹园案，竟再次浮出水面。两起案件，究竟是不是同一桩？真凶又是谁？如果周五、沈鲍洪真的是三牌楼案的真凶，那四年前审结的那起案件，岂不是一桩冤案？